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深圳福田口岸对外开放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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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某夫妇生前育有7名子女。朱某在河南省洛阳市某干部休养所退休后，单位分给其房产一套，位于西工区健康路。后单位欲对该房产所在地块进行拆迁改造，休养所遂与朱某夫妇签订了《住房改造赔偿协议》，约定拆迁改造后为朱某在原地块置换新房。协议签订后，该套房产拆除并在原址建造置换新房。但是，朱某未来得及为建成新房办理产权登记，即于2011年1月去世，其妻也于2011年8月亡故。

朱某夫妇生前与第四个儿子朱明共同生活，朱明尽到了较大的赡养义务，故朱某在临终前留下遗嘱，将置换来的房产留给朱明；其他子女和合法继承人对此均无异议。但是，当朱明到房产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时，被告知需公证处公证或法院生效文书为依据，才能为朱明进行房产登记。无奈之下，朱明向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该房产归其所有。

本案中，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性质及合理性的确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诉讼请求要求继承的是房屋所有权，因该房产朱某夫妇未办理产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归其所有，所以该房产不是遗产，原告继承此房产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是父母所签订《住房改造赔偿协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继承协议中属于父母应享有的权利。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所要继承的遗产是债权，不是物权。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依据的是登记。本案中所新置换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在干休所名下，并未过户登记到原告父母名下，所以原告的父母还没有取得该套房产的所有权。因此，本案中，原告朱明虽因没有取得新建房屋的物权而不能将其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但该房屋是依据干部休养所与其父亲签订的《住房改造赔偿协议》而建造的，该《住房改造赔偿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并未消失，他所继承的是这份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即干部休养所将该房产过户给朱明。就此意义上而言，原告继承的是一种和干部休养所的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由此可见，债权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的。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本案拆迁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标的为干休所将新建造的房产置换给权利人，该债权为财产性权利，可以作为遗产继承。

本案审理后，经法官的努力，最终调解结案，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一项法律变革，将使得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乃至普通社会公众普遍受益，亦符合国际条约之要求及国际上主流之法学理论，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语，也还与先进国家的制度“国际接轨”，这样的立法动议在我国会通不过么？

著作权法草案第一稿第46条之命运，着实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该草案条文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条文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按此条文，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更多表演者可通过其他录音制作公司录制该作品，由此同样获得了录制、用自己的独特唱法演绎作品并收益的权利；公众则可因此能听到同一首歌不同演唱者不同特色风格的表演，从而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演唱者录制的唱片，因此不同的偏好有了更多被满足之可能；而对创作者而言，更多表演者录制他的作品，可有效地扩大其作品的影响，且只要有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样能使他收获更多的经济回报。简言之，如果该条文早日通过，则公众不至于长期听不到沙宝亮的《暗香》与旭日阳刚的《春天里》。结局可谓皆大欢喜，唯一可能的利益受损者为买断了著作权从而试图垄断市场的唱片公司。尽管如此，该条带来的充分市场竞争亦可能迫使唱片公司更加谨慎地挑选演唱歌手以及改进唱片录制技术，在挑选培养歌手方面少一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从长远来看，亦也不失为唱片公司提升自身的一个好契机。

然则，这样一条意图良好的修法草案，自3月31日发布，到了7月初的第二稿便告夭折，存在不到百日，其多舛命运令人感慨颇多!感慨之余，亦不免反思该草案条文立法进程之可能的操作失误。

首先，该草案出台之前理论上的准备明显不足，这牵涉到立法之科学性。登录知网，发现草案出台前，与该条文涉及之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相关的论文有分量者不过寥寥数篇，且既有研究并未涉及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著作权究竟是先验的自然权利还是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按照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达沃豪斯等知识产权学者的观点，著作权更大程度当为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由此为社会福利适当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实为必要；而国内学者如徐?之对价论、冯晓青之平衡论等若能与草案有效对接，亦可一定程度上为草案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或许草案出台前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相关学者进行过更多论证，然则这种讨论成果未公之于众，因而未在学界形成更为广泛的讨论而整合出有效的、更经得住推敲的共识。我国相当多学者依然固守自然权利“私权神圣”这一意识形态话语，而未在更深层次上探寻国外立法及国际条约如此立法之用意何在及如此立法之中国意义。因此，当利益受损群体（主要是大唱片公司）祭出对作品的“支配权”等自然权利理念这面大旗进行反击时，草案提出方及支持草案的学者明显缺乏必要的理论回应准备。而且草案中三个月期限明显缺乏经得起推敲的论证，且音著协代收费的方案也不能令更多创作者信服。这些都暴露出草案理论准备之不足。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草案推出之前，草案制定方缺乏必要之公共场域的舆论准备，这牵涉立法之民主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民主包括两个不同层面：建制化的民主；公共场域的民主。公共场域里充分的理性商谈对于立法之正当性至关重要。草案出台前一年的汪峰禁止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的事件，事实上已为公共场域广泛讨论对著作权的合理限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且公众多支持旭日阳刚而主张适当限制著作权。然草案制定方乃至参与草案动议的学者当时似乎都按兵不动，仍旧仅服从于当时实定法既有的权威，而未将之视为动员舆论变动法律之契机。当然，《春天里》事件涉及的是现场演唱而草案46条涉及的是录音，但二者涉及到的法伦理基础却是类似的：作者能否独占垄断自己的作品而无视公众福利？或许，我国一些学者太执著于他们所看到的外国法律文本了，而未能跨过文本对理念进行更深层次的自主思考。这同样也折射出我国一些参与立法的学者一定要与民意划清界限、似乎非此不能彰显自己学者身份的精英心态。

最后，需要反思的是，草案提出之后，面对部分利益受损音乐人的置疑，草案制定方仍旧未能在更大程度上动员可能受益的作者、表演者乃至社会公众参与商谈。我们看到得更多仍旧是置疑者与草案制定者的“二人转”，而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沉默。尽管他们不是被有意“消音”，但立法者并未更多地向他们说明草案可能带给他们的益处，因而他们未必能理解如此专业的文本带给自己的将是什么，从而“作壁上观”。同时，草案制定方亦未能拿出更有效的机制使可能的受益者——作者，如同他们在国外的同行那样真正受益。由此，在遭受利益受损群体的强力而有组织地反击后，草案之命运可想而知。

总之，此次著作权法草案第46条之“突然死亡”令人痛惜，其具体原因耐人寻味。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一事件亦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契机。通过这次事件，也许能使我们的立法者意识到，在这个日益民主化、公众对立法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变动法律时除了征求专家意见、发布征求意见稿外，在与知识界、社会公众沟通等方面他们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去做。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