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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


吉林市城镇国有土地收购储备招标拍卖办法


（2002年3月19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2年3月27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130号公布）



第一条 为盘活国有存量土地资产，建立政府土地收购储备制度，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的招标、拍卖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国有土地的收购储备，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或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辖区内的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和招标、拍卖工作。

市、县（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和招标、拍卖工作的具体实施。

计划、财政、规划、建设、房产、物价等部门按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和招标、拍卖工作。

第四条 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和招标、拍卖，应当遵循合法、等价有偿、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土地收购储备是指政府将需盘活的土地收回、收购予以储存，并通过土地整理和出让等形式盘活存量土地资产，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行为。

第六条 土地收购储备范围：

（一）经依法批准转用、征用后的土地；

（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土地；

（三）土地使用期限已满被依法收回的土地；

（四）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

（五）依法没收的土地；

（六）因单位搬迁、解散、撤销、破产或其他原因调整的原划拨的国有土地；

（七）因实施城市规划，政府指令收购的土地；

（八）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

（九）其他应进行储备的国有土地。

第七条 土地收购储备中依法收回的土地，应根据土地使用权条件，依据有关规定给原土地使用者适当补偿。

土地收购补偿费按以下标准确定：

（一）对划拨土地地上房屋给予拆迁补偿的，土地补偿与房屋补偿按评估结果统一核算，实行货币补偿；

（二）对没有地上建筑物的划拨土地，依据原用途评估地价标准的30％至50％给予补偿；

（三）对收购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按剩余年限的评估地价标准给予补偿；

（四）对于经市政府批准搬迁、改制的企业，土地补偿费按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政府实施优先购买权的土地，按申报成交价格补偿；

（六）以土地置换方式进行储备的，与原土地使用者结算差价。

第八条 土地以收购储备方式纳入政府储备库后，应在一年内出让，一年内不能出让的，可以依法将储备土地使用权抵押或连同地上建筑物出租、临时改变用途。所获收益，可视同土地收益进行管理，依法上缴财政。

市、县（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已储备土地的经营管理，积极运作，保证前款规定的执行。

第九条 已收购储备土地招标、拍卖前，应完成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迁、土地平整等前期的准备工作，实行净地出让。

第十条 土地收购储备资金来源：

（一）从收缴的土地出让金、租金中提取5％的土地收购储备金；

（二）以储备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申请银行贷款；

（三）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十一条 储备土地出让后，按成交价款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并由财政部门根据土地招标、拍卖过程中的补偿费、业务费、贷款利息、规划设计费等土地开发成本，拨付给国土资源部门，土地出让收益部分缴入国库，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

第十二条 建立国有土地信息发布制度，对政府决定纳入土地收购储备的地块，应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

第十三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或租赁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城市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制定招标、拍卖方案。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方案内容包括：出让地块的位置、用途、面积、使用年限、权属、现状、规划设计要点及其他有关条件。

第十四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前，应当经具有评估资格的机构对出让或租赁地块进行价格评估。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的标底和底价，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可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发布招标公告而进行的招标。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向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发出招标邀请书而进行的招标。

第十六条 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由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邀请招标的，被邀请的投标人不得少于三个竞投人；少于三个竞投人的，邀请招标无效，招标人可以重新组织招标或改变出让、租赁方式。

第十七条 招标公告中确定的发布日期至投标截止日期不得少于有关法律规定的时限。

向被邀请投标人发出邀请招标书的日期至投标截止日期不得少于有关法律规定的时限。

第十八条 招标公告可以更改或撤回。更改或撤回应当在招标公告发布后10日内作出，并在原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体上发布相应的公告。

邀请招标书可以更改或撤回。更改或撤回应当在邀请招标书发出后10日内书面告知被邀请人。

更改招标公告或邀请招标书的，其招标截止日应当顺延。

第十九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邀请招标书发出后15日内向招标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个人投标的为投标人身份证明）；

（三）资信证明；

（四）招标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文件。

第二十条 招标人收到投标申请书后，应当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在3日内向符合投标资格的投标人发出通知书和招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对不符合投标资格的投标人应将申请资料退回。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在发出招标通知书和招标文件后7日内组织投标人集中勘察招标的地块，并进行疑点解答。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标书。

投标人为单位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书面签字并加盖公章；投标人为个人的，由投标人签名。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日前将标书密封投入指定标箱，并按投标土地面积交纳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邮寄标书的，应当挂号邮寄，并以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收到为有效。

第二十三条 招标文件一经发出，招标人不得更改其内容，并应对其内容承担责任。投标人将标书投入标箱后不得撤回，并对标书和书面承诺承担责任。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开标。开标时应当召集所有投标人举行开标会议，公布评标、定标原则和方式以及标底。

第二十五条 开标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点算标书；

（二）开启标书；

（三）对标书和标书附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的标书宣布无效。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标书：

（一）超过投标时间所投的标书或投标截止日后所收到的邮寄标书；

（二）标书或标书附件不齐全或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

（三）标书或标书附件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

（四）委托他人代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五）重复投标的；

（六）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议的。

第二十七条 评标由政府组成的评标委员会负责，必要时可邀请有关部门或专家参加。

定标时应当由参加评标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十八条 定标后，招标人应当于3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人分别发出《中标确认书》和《落标通知书》。

中标人在接到《中标确认书》后15日内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合同。

中标人在按合同约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用和其它费用后，依法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于定标后5日内退还未中标人交纳的投标保证金。中标人交纳的投标保证金充抵土地出让金或租金。

第三十条 《中标确认书》发出后，中标人失去履约能力和条件的，招标人可以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中标确认书》无效。

标底被泄露的，招标人有权终止招标，并公告或通知投标人。

全部标书均不符合标的要求的，招标人应当宣布投标无效。

第三十一条 拍卖土地使用权，拍卖人应当发布拍卖公告，发布公告日期至截止日前不得少于有关法律规定的时限。

拍卖公告需要更改或撤回的，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出后10日内作出，并在原发布公告的媒体上发布相应公告。更改拍卖公告，其拍卖截止日应当顺延。

竞买人可以在拍卖申请截止日前变更、修改或者撤销竞买申请。

第三十二条 拍卖公告发出10日内，竞买人向拍卖人提出书面竞买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个人竞买的为个人身份证明）；

（三）资信证明；

（四）委托竞买，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

（五）拍卖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文件。

邮寄竞买申请文件的，竞买人应当挂号邮寄，并以竞买申请截止日前拍卖人收到为有效。

第三十三条 拍卖人收到竞买申请后，应当对竞买人资格进行审查，并在3日内向符合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发出通知书和拍卖文件及有关资料。对不符合竞买资格的竞买人，拍卖人应当将申请资料退回。

第三十四条 拍卖人在发出拍卖通知和拍卖文件后7日内组织竞买人集中勘察被拍卖的地块，并进行疑点解答。

第三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召集竞买人举行拍卖会，公布拍卖规则、程序和方法。

第三十六条 拍卖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拍卖人向竞买人发放编号标志牌；

（二）竞买人出示标志牌，主持人点算竞买人；

（三）主持人介绍土地位置、面积、用途、使用年限、规划要求等事项；

（四）主持人宣布起价价位、应价递增的幅度和拍卖规则等事项；

（五）主持人宣布竞买开始；

（六）竞买人应价；

（七）主持人三次连续宣布最后应价而没有再应价的，主持人落槌；

（八）主持人宣布最后应价者为竞得人；

（九）拍卖人与竞得人当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和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合同，并经公证，由竞得人预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总数的20％的定金（含竞买保证金部分）。拍卖会结束后，拍卖人应于5日内退还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少于二人的，拍卖人应当宣布本次拍卖无效，拍卖人可以重新组织拍卖或者改变出让、租赁方式。

第三十七条 竞得人在按合同约定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依法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三十八条 投标人或竞买人以招标或拍卖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凭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九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的标底或底价应当保密，参加招标、拍卖工作的人员不得泄露标底或底价。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市、县（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被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回，并处以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交回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符合土地收购储备条件，尚未收购储备的土地，未经政府批准不得转让。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三）中标人或竞得人不按规定时间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合同的，撤销中标、竞得资格，没收保证金，并赔偿组织该地块招标、拍卖支出的全部费用。

（四）中标人或竞得人不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政府批准后，解除土地出让或租赁合同，已支付的定金不予退还，地上已建房屋等不动产无偿收归政府，同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的10％收取违约金。

（五）中标人或竞得人已按出让或租赁合同约定期限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提供出让或租赁土地的，中标人或竞得人有权解除出让或租赁合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返还中标人或竞得人已付的出让金或租金（包括保证金），承担中标人或竞得人已签订出让金或租金合同总额的10％的违约金。

（六）投标人或竞得人以弄虚作假、串通压价等非法手段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取消中标或竞得资格，收回土地使用权，没收已交付的定金，并处以中标项目金额的5‰至10‰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参加招标、拍卖的工作人员在土地招标、拍卖活动中接受贿赂、泄露秘密、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招标人、拍卖人，是指市、县（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投标人，是指参加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的单位和个人。

中标人，是指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投标人。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竞得人，是指在拍卖中以最高应价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竞买人。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起施行。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
——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一则案例]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2000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问题的提出]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1]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2]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2000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3]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4]，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5]，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6]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7]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8]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9]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2000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2000，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10]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2003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11]；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12]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结论]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1]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2]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3]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4]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5]《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6]《民法通则》第134条。
[7]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8]《民法通则》第7条。
[9]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10]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11]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