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赣高法函〔１９９３〕４号请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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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2006年7月28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４１号）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已由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８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06年7月2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各级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承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做好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领导，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经费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不得向农民收取。

　　第二章 家庭承包

　　第五条 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除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外，应当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

　　农民依法开垦的土地耕作５年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纳入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管理。

　　第六条 已划定到户的自留山由农户无偿使用，尚未造林绿化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限期该农户绿化。承包到户的责任山，按承包合同约定执行。

　　原来纳入承包耕地管理的地块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确认林地承包权，发放林权证。

　　第七条 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并由发包方负责人与承包方代表签名或者盖章。

　　承包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由发包方向乡（镇）人民政府报送一份。

　　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制定耕地（草地）和林地的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第八条 发包方未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的，应当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３个月内补签；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少于法定期限的，应当延长至法定期限。

　　第九条 承包合同签订后，应当依法向承包方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分别由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样式印制，并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人民政府领取，发放给承包方。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扣留、擅自更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登记、发放、建档、保管和查询等工作。

　　承包方有权查询、复制承包合同资料，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发包方应当提供方便，不得拒绝。

　　第十一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成员分户的，可以申请发包方对分户前的承包土地进行分户承包，并分别签订承包合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相关证书。

　　第十二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或者因种植多年生作物可以继续经营取得收益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第十三条 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土地等特殊情形，需要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作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

　　第十四条 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

　　（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

　　（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开发和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依法开垦、复垦等方式增加的；

　　（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

　　（四）发包方依法收回的。

　　前款第二、三、四项土地，在调整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前，由集体经济组织参照依法预留的机动地进行管理。

　　第十五条 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因为承包方家庭成员有以下情况而收回其原承包地：

　　（一）考入大中专学校、外出务工、应征入伍的；

　　（二）服刑的；

　　（三）死亡、失踪的；

　　（四）因结婚男方成为女方家庭成员或者女方成为男方家庭成员，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五）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第十六条 农村承包土地被征收、征用时，应当依法维护承包方的利益。征地方案报批前，承包方有权了解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相关信息；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应当经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方确认。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时，应当在被征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方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要求听证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举行听证，并将听证笔录作为补偿、安置方案的附件报批。征地的各项补偿费用，应当依法足额、及时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办理征地手续，农民有权继续使用土地，建设单位不得强行占用。

　　第十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制定土地补偿费内部分配方案，土地补偿费的收支和分配情况应当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接受监督；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应当直接发放给被征地的承包方；安置补助费应当专款专用，用于被征地的人员安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民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督。

　　第三章 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第十八条 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或者强迫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第十九条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损害相邻土地权利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当向发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发包方应当在收到承包方的申请后７日内给予书面答复；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发包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新的承包合同。

　　第二十一条 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承包方之间自愿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互换的，应当及时报发包方变更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

　　第二十二条 采取转让、互换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后，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承包方可以委托发包方或者中介组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应当由承包方出具书面委托书，载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由受让方向发包方备案一份，报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一份。以转让方式流转的还应当附发包方同意转让的书面答复。

　　第二十五条 农村承包土地集中连片流转，涉及多个承包方的，受让方应当分别与每个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发包方受有关承包方委托，方可代理被委托的农村承包土地集中连片流转收益的统一结算。发包方不得截留、扣缴承包方的流转收益，不得擅自改变或者扩大代理权限。

　　第二十六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发包方不得强行租赁农民承包地进行再发包。

　　第二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承包方或者第三方要求发包方提供协助的，发包方应当提供协助，指导承包方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收集和发布流转信息，办理流转手续。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督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合同管理时，被检查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提供有关土地承包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资料，并如实说明有关问题。

　　发包方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向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报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监督，纠正违法行为，维护流转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其他方式的承包

　　第三十条 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果（茶、桑）园、养殖水面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应当制定具体的承包方案。承包方案应当包括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用途、承包方式、承包主体范围、承包期限、开发治理进度、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承包费支付方式以及其他应当注明的事项。采取公开协商方式承包的，其承包方案还应当包括承包底价。承包方案应当向村民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１５日。

　　承包费计入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集体收入，并向村民公示，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或者挪用。

　　第三十二条 承包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三条 承包合同签订后，承包人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承包人申请登记的，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的登记申请书。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对发包方和承包人的资格、发包程序、承包期限、承包地用途等予以初审并签署意见。

　　承包人持乡（镇）人民政府初审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的登记申请书，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

　　收到登记申请后，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１５日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３个月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颁发农村土地承包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

　　第三十四条 适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而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土地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第五章 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自行协商解决。

　　双方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应当写明调解请求、调解事由和协议结果，分别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调解机构或者组织的印章。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以及调解虽然达成协议，但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又发生纠纷的，可以向依法组建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八条 在合同备案和审查中，对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分别按照各自职责及时纠正。

　　第三十九条 发包方和其他组织及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发包方在承包期内违反本办法收回承包方原承包地的；

　　（二）妨碍或者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三）发包方没有承包方委托，代理农村承包土地集中连片流转收益的统一结算，或者擅自改变、扩大代理权限，或者截留、扣缴承包方流转收益的；

　　（四）强行租赁农民承包地进行再发包的；

　　（五）有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的。

　　第四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将土地补偿费的收支和分配情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或者没有依法分配、发放、使用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民政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利用职权扣留、擅自更改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干涉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自主权，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规定和《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规定承包的，在本办法实施后继续有效。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７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农业承包合同条例》和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同时废止。


　　传销自1945年在美国诞生以后，不久就被不法商人变质为诈财的工具，并由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不但在各国造成重大社会事件，使得数以万计的民众受到损害，而且也使得正在发展中的传销事业的形象大受打击。传销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之后，在我国独特的重人情关系的土壤里，演变成了一种“杀熟”的手段，被人称为“经济邪教”，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进和资金市场的不断活跃，传销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空间，死灰复燃之势愈演愈烈，传销大案时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本文拟对传销犯罪的现状予以多角度考察，分析其特点及社会危害性，从犯罪构成基本理论出发解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传销呈现出新特点

　　（一）花样翻新。“消费联盟”、“连锁加盟”、“互动式营销”、“全球得利计划”、“网络营销”等形式相继出现，不法分子大肆鼓吹传销行为是所谓的“21世纪最具潜力及效益之革命性行销方式”，声称此种营销模式投资定额，而收益无限，其目的就是不断地扶持和发展“下线”。传销组织者不再靠出售化妆品、保健品、日用百货等产品来拉下线，而是以所谓的“产品”为幌子，把重点放在“拉人头”上。

　　（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传统传销活动多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集中地区、居民小区或家属院内，改大规模聚集为小规模多点聚集，指定专人外出采购必要的生活用品，行动谨慎，行踪不定。近阶段，又衍生网络传销，金融网络传销猖獗，组织者在网上发布传销信息，参加者浏览、接收信息，借用网络隐蔽上下线。

　　（三）管理手段翻新。一般传销管理手段严密，传销组织者对参加人员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由组织者统一安排同吃同住同上课。平时基本上不允许外出和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偶尔外出和对外联系都有人监视，对不听话者轻则开会批斗，重则拳脚相加。目前，已有传销组织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感化手法，不仅没有打骂行为，甚至成员回家还提供免费火车票，不少人因此降低了警惕，迷惑了众多群众。

　　（四）参加人员年轻化、多样化。参与传销者人员复杂，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和各行各业，包括农村外出打工者、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在校职高生和中专生，甚至大学生、公务员。据调查，传销人员中80%左右为年轻人，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已被列为当前传销组织“锁定”的重点发展人群。

　　（五）欺骗手段狡诈。一些传销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通过伪造营业执照、新闻报道和领导合影等虚假信息，混淆传销与直销概念，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大肆渲染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安排“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等方式，不断刺激参加者的贫富差距感，对参加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洗脑后，专门指派“老师”向新参加者传授“经验”，从而使得传销网络屡禁不止。1

　　（六）传销的“经济邪教”特点日趋明显。传销组织对传销人员管理苛刻，诱骗加入时多采取威吓手段。大多数传销人员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艰苦，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诱发杀人、抢劫、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的诱因。其中有一些成员成为了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有一些则结成“反传同盟”、“传销难民营”等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以绑架、勒索等形式报复传销网络中人，并将自己的不幸迁怒于政府，报复社会。

　　（七）传销活动向着有组织的犯罪发展。有的传销头目与境外非法组织和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传销结成黑帮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各省市传销大案层出不穷，规模越来越大，如2009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非法传销第一案“蝴蝶夫人”何跃兰传销案。这个组织通过拉人头、高额返利等方式开展传销活动，发展会员6万多人、代理商500多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区，涉案金额高达3.35亿。2012年8月，江苏镇江警方破获“世纪通”巨大传销案，该案业务遍布20多个省市、非法敛财10亿余元、旗下发展13万余人。

　　二、传销给我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首先，传销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非法传销活动的本质是欺骗，参与传销者并未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大部分传销活动都是无商品的销售，就是俗称“拉人头”的销售。这些传销以骗来多少人为依据进行计酬和提成，事实上传销人员既没有进行商品的生产也没有促进商品的流通，财富仅仅从多数被骗者手中流入到层级较高的个别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手中，只存在财富占用者的改变，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参与传销的人员基本上都有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阻碍社会财富的生产。

　　其次，传销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传销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反复轰炸式洗脑，会使参与者最终突破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让人不以欺骗为辱，反以为荣，即便组织被取缔，不再从事传销，已经没有正常人做不道德事时的内疚感，变得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础。这样的社会成员如果达到一定规模，社会控制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3

　　再次，传销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一些怀有破坏国家团结统一，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利用传销进行非法宗教和迷信、帮会、邪教及明显带有政治性煽动的活动，对人进行精神控制，进行破坏活动。近年来发生的传销活动被法轮功利用、少数民族参加传销的案件即是例证，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邪教组织参与传销，以传销的利益驱动传播邪教，以邪教的精神控制推动传销，将使打击传销工作更加复杂。而少数民族因为经济落后，利益诱惑将更加强烈，因查处传销及传销被骗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将会导致新的社会危机。4

　　最后，传销活动对社会造成其他多方面的侵害。传销以欺骗为直接手段，出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源。参与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解脱的方式就是发展下线，欺骗别人，一个庞大的骗子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传销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瓦解作用不可小视，传销活动参与者多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被亲戚朋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外省市，亲友之间的互相欺骗是对社会稳定基础的极大破坏。假如传销无限制发展下去，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资源将无限流失，终究会动摇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传销的参与人员多是下岗工人、未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参与传销的最后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人血本无归，债务缠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洗脑”过分投入，精神接近崩溃边缘。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外地人跨省传销已经成为非法传销的主要形式，大量传销人员被骗后身无分文，流落异乡，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诈骗、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陷社会于无序状态，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如此恶性循环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

　　针对传销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29日在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以“非法经营罪”对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定罪处罚。依照该批复，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要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基本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此外还要考虑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法律上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在适用中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各地标准不一，从而对传销一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各不相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其中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传销罪名及量刑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对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加大了打击力度，可以充分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面，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受到刑罚处罚，是对其恶行的惩罚，可以实现刑罚报应的目的。按照《修正案（七）》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即可构成犯罪，而不必等到传销行为情节严重、获得数额较大的利益时才给予刑罚处罚，加大了刑法制裁传销行为的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销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定具有宣示作用，揭开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所宣扬的“传销合法”、“国家对行业暗中保护”的谎言。这是对传销组织里的欺骗谎言进行的最有力回应和揭露，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传销的犯罪本质，从而预防更多的人参与传销活动。

　　根据《修正案（七）》的规定，可从以下四各方面确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解释该罪设立的背景是：“近年来，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结合本文关于传销社会危害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是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了传销活动。“从《修正案（七）》第4条的规定看，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都是对传销活动的界定。”5刑法对传销活动从三方面进行严格界定，必须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构成该罪。即一要有收取或变相收取“入门费”的行为，二是将“拉人头”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三是同时要有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的行为。仅符合传销行为某一方面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具体到我市，根据天津市2011年发布的《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1、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10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2、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且只能是自然人。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未列入主体范围之内。传销活动之所以猖獗，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了主要和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传销的重点打击对象。根据2010年5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大量的一般传销参加者由于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而上当受骗，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追究，仍由行政手段规制，以说服教育为主，体现了国家动用刑罚权的谨慎态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都有非法牟利等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为了谋取利益仍然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过失不可能构成该罪。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在实施传销活动过程中构成本罪，又构成其他如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犯罪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处理数罪的原则，从一重处或数罪并罚。

　　注释

1 胡军：《当前非法传销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5期。 2 王海鹰：《非法传销立法打击迫在眉睫》http：//www.zhixiaowang.com/article/article_2148.html，2012年8月23日。 3 传销的深层次危害——《“408”传销大案》随感.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10-10/10-14102_3.html，2008-11-12。 4 熊英：《对设立非法传销罪的立法思考》，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5 高铭暄：《罪名之研析（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