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参考格式）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4 10:24:33 浏览: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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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参考格式）
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参考格式）
中国证监会
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参考格式）
各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
近年来，对拟发行上市公司的各种举报呈明显增长趋势，为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打击新股发行上市申报文件的弄虚作假行为，我会在强化信息披露监管的同时，根据群众举报，对有关拟发行上市公司进行了严格核查。为加大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尽可能使拟上市公司的举报问题在其
申请发行上市文件正式申报前得以解决，提高新股发行上市透明度和审核效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派出机构应督促辖区内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公告其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须公告的拟上市公司包括：（1）自派出机构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尚未向我会报送正式申报文件的1997年度计划指标内的企业；（2）按照《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
，辅导协议已在我会地方派出机构备案且辅导满六个月的企业。
二、公告信息中必须有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举报电话和通讯地址。
三、当地主要报纸是指省级报纸，如拟上市公司法定住所（注册地）不在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还须在公司住所所在县、市的主要报纸上进行公告。
四、 公告须连续刊登三次。
五、 公告费用由拟上市公司负担。
六、请各地派出机构根据所在地拟上市公司数量的情况，分期分批安排公告。
公司在报纸上公告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后，各派出机构收到有关举报，应按职责分工，尽快严格进行核查，并将举报内容和调查结果在改制调查报告或辅导调查报告中进行专题反映。
附：《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的参考格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参考格式）
XX股份公司已获有关部门批准（或已接受有关证券公司辅导超过六个月），正在准备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为提高股票发行上市透明度，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愿接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舆论监督，以促进本
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XX股份公司主要发起人为XX、公司住所XX、法定代表人XX。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XX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的举报电话为：XX，通讯地址为：XX。
特此公告。
XX股份有限公司
二000年 月 日
200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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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罪刑法定司法化认识的误区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01研 黄燕 100088
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法治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质疑既来自理论界也来自实践方面，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很多质疑却是源于对罪刑法定的误读和浅显认识。因此，要确保罪刑法定在司法中的真正贯彻，就必须解决认识上的问题。
一、对刑法的几个基本特性了解的欠缺导致了对罪刑法定的误读
普通大众包括很多司法人员对刑法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性了解的欠缺的引发了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功能和其实施的必要性的疑问，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刑法入手，阐明刑法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才能释清这些疑问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理解。
（一） 刑法的最后性
所谓刑法的最后性，就是指刑法在干涉社会生活时，在法律体系的调整动态序列上，处于其他法律调整之后，以弥补其他法律的调整不足或不能。①这种最后性是因为刑法通过宣布某种行为为犯罪，从而给予该行为以否定评价、对犯罪人予以刑罚制裁，其结果可能是剥夺罪犯的财产、剥夺或限制其自由甚至是剥夺其生命，其惩罚的严厉程度是其他法律所无法比拟的；其次，运用刑法调整，其本身成本昂贵：它断然地规定某些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没有回旋的余地，而实际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却是复杂多变的，而运用刑法调整一旦不正确，不但可能会损害相对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还会防碍人们行为的积极性，从而延缓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是否适用刑法时，必须考虑其他法律调整适用的可能性，只有当其他法律无法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才不得不考虑运用刑法来干涉。还有学者主张进行刑事立法时要遵循“过滤原则” , ②即对某类社会关系是否运用刑法来调整，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的筛选来确定，这时刑法的调整才是应该的、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此，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决定了其实施应当是有节制的，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种节制方法。
（二） 刑法的相对性
所谓刑法的相对性是指，刑法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本身具有程度上的局限性，以及刑法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的有效发挥程度有赖于社会其他政策、制度和法律的配合。刑法对惩治罪犯、预防犯罪的作用是有限的，刑法只能适用于既成的犯罪行为，而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根植于社会生活，具有综合性和深层次性，可以说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刑法永远是滞后的。刑法不可能将所有应予以刑罚制裁的不法行为都毫无遗漏地加以规定，因为犯罪的实质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状况及价值观相对地呈现浮动现象。③这就决定了利用刑法来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只是一种非根本性的措施。而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要想有效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刑法就必须与社会的其他规范、制度和法律互相配合。
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商业和手工业担当附庸角色，因此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其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则表现为重刑法轻民商法，刑事法律制度及其发达，其调整范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传统对我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由于对刑法威慑力的迷信，所以1979年的刑法中存在着类推制度而现在也仍有类推的做法。一些人认为刑法应当也可以成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起码是绝大部分社会关系的手段，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领域需要的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动辄以刑法来干涉社会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的广泛适用所带来的一些消后果就是明证）。另外，大众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在同一段时期内，刑事法制也是应当和可以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完全兼容和同步的，而这种认识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罪刑法定主义合理性的怀疑，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某种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认为刑法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阻碍刑法调控社会生活的功能发挥的绊脚石。但在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刑法随时随地对所有的犯罪作出反应，而认为刑法既不周严又滞后的观点本身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很明显都是源于对以上的刑法特性的不了解和受我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对刑法的调整范围、功能以及它与罪刑法定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刑法的以上两个特性要求我们在遇到社会问题时，要改变那种用刑法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思路，要考虑先适用行政、民事和经济等其他社会调控手段；树立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的新观念。
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涵的忽视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n crimen sine lege)，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un crimensine lege)。”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至今，经历了由绝对罪刑法定转向相对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绝对罪刑法定由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其派生的基本内容是：1.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2.排斥习惯法的适用；3.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4.禁止适用事后法。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形成当前为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派生出新的内涵，即：1.从完全禁止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2.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3.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采用从旧兼从轻，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4.从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到采用不定期刑；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进，从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关系的认识上的变化和深化。刑事古典学派直面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扩张和恣意擅断滥用之事实，秉承古典自然法理念，以个人价值为本位，以人权保障为己任，将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予以对立，在价值取向上作出对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偏一性的选择，确立绝对罪刑法定，以防范和遏制刑罚权的扩张和滥用。刑事实证学派以及现代的综合学派，主张从罪犯本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社会环境方面研究犯罪起因，寻找综合性的最有效的救治措施，寻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均衡，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协调，确立了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均衡原则，由此动摇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促其裂变，进化成为现代各国刑法所奉行的相对罪刑法定。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社会法制的一块基石，其价值目标和法制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即： 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和安全。虽然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对社会的保护但是它的很多内容仍是从以上价值目标出发的。
而对于中国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舶来品。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很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但由于宗教家族伦理道德被视为法的最高价值，伦理道德价值代替了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帅了法律评价，立法和司法都以伦理道德为转移，由它们决定取舍。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承认个人的存在，④在这种本位文化中，社会整体利益总是要高于个人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治上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又再次得以强调，从而支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和罪刑法定主义所体现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相冲突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成为了一种必然和现实，但是对罪刑法定之中的价值蕴涵却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即存在着罪刑法定主义，它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公开颁行成文法而产生，并逐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⑤这种观点显然是认为只要存在着完备的刑法规范就是实现了罪刑法定主义。而这就使得人们对立法的期望很高，认为只要有完备的成文法就能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命题不同于要实现罪刑法定首先要有完备的成文法，前者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则是一种条件关系）。一方面导致了对立法的过高期待，而另一方面立法却有其所无法摆脱的有限性，因此一旦出现了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难免会使人对罪刑法定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事实上，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所昭示的限制司法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内涵。成文法的颁布只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罪刑的擅断，但它与罪刑法定的追求目标和精神则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法治之不同于法制的关系。
我国对罪刑法定原则价值蕴涵的忽视还有其他表现。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确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仍有不少人对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有着很深的“眷恋”之情，并且在实践中仍存在着类推的影子。例如，2001年10月18日，上海市金山区人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2001年1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肖永灵有期徒刑四年。本人认为这一判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类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些其他危险方法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质相当的，一经实施，就会同时造成不特定多人死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方法。虽然刑法没有对这些行为作详细的列举（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应当是很清楚的。而上述案件中的被告人将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投寄到两个单位虽然是一起带有恐怖色彩的案件，但是将这一行为规划为其他危险方法却是牵强的，因为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很难像放火、爆炸等行为一样能造成不特定、多人死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法院作出的判决其实就是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适用类推的结果。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增设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这是对上述法律缺位的一个积极补充但同时也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认为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的行为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虽然一些西方国家的刑法允许有类推的适用，但除个别国家以外，他们所实行的类推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类推制度和现在实际中存在的类推做法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前者是在有利于被告的情况下允许类推，这种类推仅仅在形式上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实则体现了罪刑法定所要求的限制国家司法权力、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法治精神。在社会本位主义的支配下，我国一直是以社会危害性这种实质标准来确定犯罪的，而废止类推、实行罪刑法定，刑法难以避免的漏洞就可能导致某些法无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但这与类推制度下不受限制的刑罚权给公民的权利和社会民主正义观造成的损害相比，显然是利大于弊。因此在提倡法治的今天，当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时刻告诫自己要将形式合理性放在优先地位，即对于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以犯罪论处。
对被告人权益的漠视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背离。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原则无疑是罪刑法定原则应有的价值体现，但在1997年新刑法通过后，仍存在着不利于被告人的司法解释。例如，对累犯的前后罪适用法律的规定仍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前罪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众所周知，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限度为3年；而根据1997年刑法典的规定，这一时间限度增加为5年。这一司法解释明显是违背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价值内涵的。
三、对刑事司法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模糊认识
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命题是以法律支配司法权力，法律在这里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乃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欧洲诸国对法官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动作用深恶痛绝，基于其独特的司法传统，始终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法官，所以这些国家选择了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绝对的法定主义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律来判案，不允许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如贝卡利亚就指出：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⑥但是，这种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虽然排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同时也完全排除了对个别公平和正义的保障。因为即使是罪名相同的犯罪也会在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导致对危害不同的犯罪也处以相同的刑罚，显然是不符合民主要求的。⑦因此人们将罪刑法定主义发展为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从完全限制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这也是解决罪刑法定主义追求绝对的形式上的公平、正义与司法追求个别正义和公正之间的冲突的一种折衷。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无法并存的，要达到法定就必须否定自由裁量，这种观点放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是不太准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法已经逐渐摆脱了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角色，它是具有独立性的。而刑法的独立性又有赖于刑法司法的独立性，否则刑法的独立性也只能是虚空的。刑法司法意义上的独立，实际上是指刑法适用活动的独立运行，即刑事司法权行使的独立。刑事司法独立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其一，刑事司法权发动具有正当性、独立性；其二，刑法是否适用具有独立性；其三，刑法如何适用具有独立性；其四，刑事裁判执行具有独立性。⑧刑事司法权发动具有正当性、独立性要求刑事司法活动必须根据刑事法律进行，这也表明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刑事司法独立的一个必要原则。而刑法如何适用的独立性是要求司法机关具有依法行使刑事定罪权和量刑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其中就包含着司法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刑事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可见罪刑法定原则和自由裁量在保障刑事司法独立进而促进刑法的独立性这一层面上是不冲突的，反而是一致的。因此，认为它们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罪刑法定对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又是有一定制约的。
刑法是以刑罚强制力为内容的，它涉及到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如果对刑事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不加以限制，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刑法调整的都是非正常的社会关系，这也使它基本上能达到法定主义，因为犯罪这种反社会行为的种类毕竟是有限的，这一点也是同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刑法和民法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民法调整的正常社会关系使其面临着无限广阔的调整范围，作到法定主义实为不能，因此它更强调适用的灵活性。法官在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从基本原则中引申出实质的推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引用习惯和进行类推。可见，刑事司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小于民事司法的。因此，我们说由于各种法律本身的特点在法律适用中所要求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小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不能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一概而论的。
对于不同的人犯相同的罪名，考虑到不同人的各自的犯罪动机、个人情况而由法官对他们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处以不同的刑罚，这就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表现，就这一点来讲，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是和谐的。而本人认为之所以有很多人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不能并存以及罪刑法定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主要是集中在司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对法律漏洞的填补这个问题上。法律漏洞是指现行法律体系上存在着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法律意图的不完全性，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例如，立法政策上的考虑，立法技术上的困难，犯罪现象的变化等。这些因素都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立法时对各种情况作出毫无遗漏的规定，因此，法律漏洞的存在具有某种客观的必然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准确地适用法律，就需要对这些法律漏洞进行一定的填补。司法机关填补这些法律漏洞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就体现在它要求司法机关只能对法内的漏洞，即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标准进行解释，将刑法规范实际蕴涵而被某些词语掩盖的含义揭示出来。如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怎样才是“应当预见”、“情节严重”、“数额较大”，这种解释都是罪刑法定允许的。但是，对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无明文规定之事项，司法机关就不能找一个相近的法律进行类推解释。至于这些法外漏洞填补的问题就不是司法机关的事了而应交给立法机关去解决。但是我国在实践中就没有解决好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经常出现司法解释侵入立法领域的现象，这也给公众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在刑事司法中是无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
以上几点就是本人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对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认识的误区的简单阐述，总之，要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实施，观念上的转变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论著：
①甘雨沛、何鹏著：《外国刑法学》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193页
②林山田著 《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 第75页
③林山田著 《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 1986年版 第14页
④梁治平著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182页
⑥贝卡利亚著 《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3页
⑦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8页
⑧陈正云著 《刑法的精神》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年版 第64页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76号
《杭州市土地登记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永明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杭州市土地登记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认土地权利，加强土地管理，保障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利，是指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由上述权利产生的承租权、抵押权等他项权利。
第三条 本市（包括市辖县［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和他项权利拥有者所享有的土地权利的设定、转移、变更、终止等，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以下统称土地登记）。
第四条 依法登记的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辖区内的土地登记机关。
第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经市、县（市）土地登记机关登记，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市区农村宅基地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由区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同级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临时使用土地和土地他项权利，按前款规定登记，领取《土地临时使用证》和《土地他项权利证书》。
第七条 土地权利证书是土地登记者依法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的凭证。
土地权利证书必须妥善保管。如丢失、损坏的，应及时向原登记机关报告，申请补发。
第二章 登记程序
第八条 土地登记的基本程序：
（一）提出申请；
（二）受理申请；
（三）审查申请文件；
（四）权属调查和地籍测量；
（五）确认土地权利；
（六）核准登记注册；
（七）颁发或更改、更换土地权利证书；
（八）立卷归档。
第九条 土地登记申请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登记；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村民委员会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登记；
（三）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登记；
（四）土地他项权利，由他项权利拥有者申请登记；
（五）临时用地使用权，由临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申请登记。
第十条 土地登记以一宗土地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
使用或拥有两宗以上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应分别申请。
一宗土地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权利拥有人的，各权利人分别对该宗土地拥有的权利份额申请登记。
土地使用者跨县级行政区域使用土地的，分别向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登记机关申请。
前款所称一宗土地，是指以权属界线组成的封闭地块。
第十一条 申请土地登记者，除按统一格式填报土地登记申请书外，必须提交下列证明：
（一）申请土地登记者的法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境外企业、组织提供的身份证明应按规定经过公证机关公证或认证）；
（二）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三）地面建筑物、附着物权属证明或权属来源证明；
（四）土地登记机关认为应当交验的其他证明。
第十二条 土地登记机关受理土地登记申请，经实地调查、审核后，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登记机关应予以核准登记，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权利证书；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驳回登记申请，并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审核结果可以公告征询意见。
第十三条 申请人对驳回登记申请不服的，可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复审。
登记机关应自收到复审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对登记申请重新审查，并作出复审决定。申请人对登记机关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审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该土地登记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一）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或土地权属纠纷未解决的；
（二）涉及违法用地、违章建筑事项，未经处理或正在处理之中的；
（三）土地利用不合理的；
（四）地上建筑物产权不明或建筑物权属纠纷未解决的；
（五）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应暂缓登记的。
上述暂缓登记事由消失后，登记机关应当核准登记。
第十五条 土地登记资料由登记机关立卷归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永久保存和管理。
第三章 初始登记
第十六条 凡未经登记机关确认其土地权利的土地使用者和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应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土地初始登记。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应当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初始登记。
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在办妥征用或划拨手续后30日内申请初始登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登记，核发房产所有权证书。
第十八条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初始登记，按照登记机关的要求申请登记。
第十九条 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除提交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提交土地合同书，付清地价款证明；
（二）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提交批准用地文件、用地红线图、征地补偿协议书；
（三）以其他合法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提交有关证明文件；
（四）登记机关认可的测量机构出具的实地测绘结果报告书。
第二十条 属违法用地，但经处理并准许留用的，申请登记时应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应在登记册和土地权利证书中，根据不同土地权属来源分别标明“行政划拨土地”、“有偿受让土地”等字样。
第四章 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条 经初始登记后的土地权利发生下列情况，当事人应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一）土地使用权赠与、继承、转让、出租、分割、合并；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分割、合并；
（三）土地权利拥有者更名；
（四）宗地所处地名更名；
（五）其他初始登记内容发生变更的。
第二十三条 申请变更登记，除提交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外，还应提交有关变更土地权利的文件或证明。
第二十四条 因土地征用、划拨引起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在土地征用、划拨批准后30日内，持土地征用、划拨批准文件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二十五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在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按出让合同规定的时间，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交付凭证等，申请土地权属登记。
第二十六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在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持补办的出让合同、出让金缴付凭证等申请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变更登记。
第二十七条 因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分割转让，转让人和受让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后15日内，持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出让合同、土地增值费（税）缴纳凭证、有关部门认定的转让地块开发投资证明等，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因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转让或变更时，转让人和受让人或其他权利人应向市、县（市）人民政府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在房产变更登记后15日内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二十八条 因单位合并、分立、企业兼并等原因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的，有关各方在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30日内，持批准文件及有关合同、协议、房产所有权证书等，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二十九条 因继承、分家析产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在行为发生并确定后30日内，持继承、分家析产协议、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等，向市、县（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产所有权证书及上述有关证件，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条 依法交换、调整土地的，双方当事人在交换、调整协议批准后30日内，持协议和批准文件等，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一条 改组或新设股份制企业，当事人各方在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改组或新设之日起30日内，持批准文件、营业执照、土地资产评估报告、出让合同（或作价入股证明或土地租赁合同）、土地出让金交付凭证等，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二条 因处分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抵押人、抵押权人和取得土地使用权者，在土地权利变更之日起15日内，持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出让或转让合同、处分抵押土地使用权的证明资料等，共同申请土地变更登记。
第三十三条 因土地权属变更引起他项权利转移的，由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会同他项权利拥有者，在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的同时申请他项权利变更登记。
第三十四条 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后30日内，持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出让或转让合同等共同申请土地他项权利登记。
出租房屋等地上建筑物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30日内持房产所有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向市、县（市）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相应的土地他项权利登记。
第三十五条 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及他项权利拥有者更改名称或地址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及他项权利拥有者在变更发生后30日内，持有关证明资料等申请更名或更址登记。
第三十六条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土地登记内容错、漏的，土地登记机关经查明原因后，直接进行更正或补正登记。
第三十七条 登记的土地用途发生变更或改变利用现状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在改变批准后30日内持有关批准文件等申请土地用途变更登记。
第三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期未满，经有权机关批准改变出让合同有关土地用途，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期满经有权机关批准续用的，土地使用者在批准改变出让合同或续用之日起30日内，持批准文件、出让合同等，申请土地变更登记。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土地权利终止或消失的，土地权利拥有者应在土地权利终止或消失之日后15日内，持有关文件和证明，向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一）土地使用期届满或提前终止的；
（二）依法收回或没收土地使用权的；
（三）土地使用权依法转移给他人使用的；
（四）因自然灾害造成土地灭失的。
第四十条 应当处理土地权利注销登记而未按期办理注销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将注销登记决定登报或书面通知当事人及有关部门。
第五章 抵押登记
第四十一条 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的，抵押当事人（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于抵押合同生效之日后15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抵押登记。
第四十二条 以地上建筑物作为抵押物的，应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作为抵押物，并依据本章规定申请抵押登记。
第四十三条 申请抵押登记，除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外，还应提交依据有关房地产抵押管理规定签订的抵押合同书和土地管理部门同意抵押的批准文件。
第四十四条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抵押登记申请进行审查，符合规定的，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予以核准抵押登记。
第四十五条 对核准抵押登记的，登记机关在抵押人的土地权利证书上加盖抵押专用章，并在土地登记册上作抵押记录。抵押记录应包括抵押权人、抵押土地的面积、抵押金额、抵押期限等内容。
对核准抵押登记的，登记机关应向抵押权人颁发土地使用权抵押证明书。
第六章 撤销核准登记
第四十六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决定撤销全部或部分核准登记事项：
（一）当事人对土地不拥有合法权利的；
（二）当事人在申请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或伪造有关证件、文件、采取欺骗手段获准登记的；
（三）登记机关审查有疏忽，核准登记不当的。
撤销核准登记的决定应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撤销核准登记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土地登记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不按本办法规定的时间申请登记的，每逾期1日，按登记费的千分之三加收逾期登记费。
第四十九条 应当办理土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而未按期申请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可书面通知其限期办理登记，逾期仍不申请土地登记的，其土地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并可视情作非法用地处理。
第五十条 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当核准登记，造成权利人损失的，登记机关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申请土地登记，权利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登记费。申请注销登记的，免缴登记费。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办法施行前，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土地，当事人应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提出登记申请，依照本办法办理登记手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01研 黄燕 100088
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法治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质疑既来自理论界也来自实践方面，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很多质疑却是源于对罪刑法定的误读和浅显认识。因此，要确保罪刑法定在司法中的真正贯彻，就必须解决认识上的问题。
一、对刑法的几个基本特性了解的欠缺导致了对罪刑法定的误读
普通大众包括很多司法人员对刑法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性了解的欠缺的引发了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功能和其实施的必要性的疑问，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刑法入手，阐明刑法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才能释清这些疑问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理解。
（一） 刑法的最后性
所谓刑法的最后性，就是指刑法在干涉社会生活时，在法律体系的调整动态序列上，处于其他法律调整之后，以弥补其他法律的调整不足或不能。①这种最后性是因为刑法通过宣布某种行为为犯罪，从而给予该行为以否定评价、对犯罪人予以刑罚制裁，其结果可能是剥夺罪犯的财产、剥夺或限制其自由甚至是剥夺其生命，其惩罚的严厉程度是其他法律所无法比拟的；其次，运用刑法调整，其本身成本昂贵：它断然地规定某些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没有回旋的余地，而实际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却是复杂多变的，而运用刑法调整一旦不正确，不但可能会损害相对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还会防碍人们行为的积极性，从而延缓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是否适用刑法时，必须考虑其他法律调整适用的可能性，只有当其他法律无法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才不得不考虑运用刑法来干涉。还有学者主张进行刑事立法时要遵循“过滤原则” , ②即对某类社会关系是否运用刑法来调整，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的筛选来确定，这时刑法的调整才是应该的、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此，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决定了其实施应当是有节制的，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种节制方法。
（二） 刑法的相对性
所谓刑法的相对性是指，刑法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本身具有程度上的局限性，以及刑法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的有效发挥程度有赖于社会其他政策、制度和法律的配合。刑法对惩治罪犯、预防犯罪的作用是有限的，刑法只能适用于既成的犯罪行为，而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根植于社会生活，具有综合性和深层次性，可以说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刑法永远是滞后的。刑法不可能将所有应予以刑罚制裁的不法行为都毫无遗漏地加以规定，因为犯罪的实质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状况及价值观相对地呈现浮动现象。③这就决定了利用刑法来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只是一种非根本性的措施。而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要想有效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刑法就必须与社会的其他规范、制度和法律互相配合。
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商业和手工业担当附庸角色，因此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其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则表现为重刑法轻民商法，刑事法律制度及其发达，其调整范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传统对我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由于对刑法威慑力的迷信，所以1979年的刑法中存在着类推制度而现在也仍有类推的做法。一些人认为刑法应当也可以成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起码是绝大部分社会关系的手段，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领域需要的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动辄以刑法来干涉社会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的广泛适用所带来的一些消后果就是明证）。另外，大众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在同一段时期内，刑事法制也是应当和可以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完全兼容和同步的，而这种认识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罪刑法定主义合理性的怀疑，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某种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认为刑法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阻碍刑法调控社会生活的功能发挥的绊脚石。但在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刑法随时随地对所有的犯罪作出反应，而认为刑法既不周严又滞后的观点本身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很明显都是源于对以上的刑法特性的不了解和受我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对刑法的调整范围、功能以及它与罪刑法定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刑法的以上两个特性要求我们在遇到社会问题时，要改变那种用刑法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思路，要考虑先适用行政、民事和经济等其他社会调控手段；树立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的新观念。
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涵的忽视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n crimen sine lege)，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un crimensine lege)。”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至今，经历了由绝对罪刑法定转向相对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绝对罪刑法定由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其派生的基本内容是：1.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2.排斥习惯法的适用；3.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4.禁止适用事后法。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形成当前为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派生出新的内涵，即：1.从完全禁止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2.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3.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采用从旧兼从轻，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4.从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到采用不定期刑；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进，从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关系的认识上的变化和深化。刑事古典学派直面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扩张和恣意擅断滥用之事实，秉承古典自然法理念，以个人价值为本位，以人权保障为己任，将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予以对立，在价值取向上作出对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偏一性的选择，确立绝对罪刑法定，以防范和遏制刑罚权的扩张和滥用。刑事实证学派以及现代的综合学派，主张从罪犯本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社会环境方面研究犯罪起因，寻找综合性的最有效的救治措施，寻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均衡，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协调，确立了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均衡原则，由此动摇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促其裂变，进化成为现代各国刑法所奉行的相对罪刑法定。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社会法制的一块基石，其价值目标和法制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即： 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和安全。虽然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对社会的保护但是它的很多内容仍是从以上价值目标出发的。
而对于中国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舶来品。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很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但由于宗教家族伦理道德被视为法的最高价值，伦理道德价值代替了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帅了法律评价，立法和司法都以伦理道德为转移，由它们决定取舍。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承认个人的存在，④在这种本位文化中，社会整体利益总是要高于个人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治上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又再次得以强调，从而支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和罪刑法定主义所体现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相冲突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成为了一种必然和现实，但是对罪刑法定之中的价值蕴涵却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即存在着罪刑法定主义，它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公开颁行成文法而产生，并逐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⑤这种观点显然是认为只要存在着完备的刑法规范就是实现了罪刑法定主义。而这就使得人们对立法的期望很高，认为只要有完备的成文法就能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命题不同于要实现罪刑法定首先要有完备的成文法，前者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则是一种条件关系）。一方面导致了对立法的过高期待，而另一方面立法却有其所无法摆脱的有限性，因此一旦出现了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难免会使人对罪刑法定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事实上，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所昭示的限制司法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内涵。成文法的颁布只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罪刑的擅断，但它与罪刑法定的追求目标和精神则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法治之不同于法制的关系。
我国对罪刑法定原则价值蕴涵的忽视还有其他表现。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确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仍有不少人对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有着很深的“眷恋”之情，并且在实践中仍存在着类推的影子。例如，2001年10月18日，上海市金山区人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2001年1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肖永灵有期徒刑四年。本人认为这一判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类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些其他危险方法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质相当的，一经实施，就会同时造成不特定多人死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方法。虽然刑法没有对这些行为作详细的列举（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应当是很清楚的。而上述案件中的被告人将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投寄到两个单位虽然是一起带有恐怖色彩的案件，但是将这一行为规划为其他危险方法却是牵强的，因为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很难像放火、爆炸等行为一样能造成不特定、多人死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法院作出的判决其实就是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适用类推的结果。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增设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这是对上述法律缺位的一个积极补充但同时也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认为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的行为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虽然一些西方国家的刑法允许有类推的适用，但除个别国家以外，他们所实行的类推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类推制度和现在实际中存在的类推做法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前者是在有利于被告的情况下允许类推，这种类推仅仅在形式上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实则体现了罪刑法定所要求的限制国家司法权力、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法治精神。在社会本位主义的支配下，我国一直是以社会危害性这种实质标准来确定犯罪的，而废止类推、实行罪刑法定，刑法难以避免的漏洞就可能导致某些法无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但这与类推制度下不受限制的刑罚权给公民的权利和社会民主正义观造成的损害相比，显然是利大于弊。因此在提倡法治的今天，当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时刻告诫自己要将形式合理性放在优先地位，即对于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以犯罪论处。
对被告人权益的漠视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背离。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原则无疑是罪刑法定原则应有的价值体现，但在1997年新刑法通过后，仍存在着不利于被告人的司法解释。例如，对累犯的前后罪适用法律的规定仍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前罪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众所周知，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限度为3年；而根据1997年刑法典的规定，这一时间限度增加为5年。这一司法解释明显是违背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价值内涵的。
三、对刑事司法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模糊认识
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命题是以法律支配司法权力，法律在这里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乃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欧洲诸国对法官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动作用深恶痛绝，基于其独特的司法传统，始终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法官，所以这些国家选择了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绝对的法定主义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律来判案，不允许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如贝卡利亚就指出：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⑥但是，这种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虽然排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同时也完全排除了对个别公平和正义的保障。因为即使是罪名相同的犯罪也会在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导致对危害不同的犯罪也处以相同的刑罚，显然是不符合民主要求的。⑦因此人们将罪刑法定主义发展为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从完全限制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这也是解决罪刑法定主义追求绝对的形式上的公平、正义与司法追求个别正义和公正之间的冲突的一种折衷。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无法并存的，要达到法定就必须否定自由裁量，这种观点放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是不太准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法已经逐渐摆脱了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角色，它是具有独立性的。而刑法的独立性又有赖于刑法司法的独立性，否则刑法的独立性也只能是虚空的。刑法司法意义上的独立，实际上是指刑法适用活动的独立运行，即刑事司法权行使的独立。刑事司法独立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其一，刑事司法权发动具有正当性、独立性；其二，刑法是否适用具有独立性；其三，刑法如何适用具有独立性；其四，刑事裁判执行具有独立性。⑧刑事司法权发动具有正当性、独立性要求刑事司法活动必须根据刑事法律进行，这也表明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刑事司法独立的一个必要原则。而刑法如何适用的独立性是要求司法机关具有依法行使刑事定罪权和量刑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其中就包含着司法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刑事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可见罪刑法定原则和自由裁量在保障刑事司法独立进而促进刑法的独立性这一层面上是不冲突的，反而是一致的。因此，认为它们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罪刑法定对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又是有一定制约的。
刑法是以刑罚强制力为内容的，它涉及到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如果对刑事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不加以限制，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刑法调整的都是非正常的社会关系，这也使它基本上能达到法定主义，因为犯罪这种反社会行为的种类毕竟是有限的，这一点也是同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刑法和民法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民法调整的正常社会关系使其面临着无限广阔的调整范围，作到法定主义实为不能，因此它更强调适用的灵活性。法官在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从基本原则中引申出实质的推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引用习惯和进行类推。可见，刑事司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小于民事司法的。因此，我们说由于各种法律本身的特点在法律适用中所要求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小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不能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一概而论的。
对于不同的人犯相同的罪名，考虑到不同人的各自的犯罪动机、个人情况而由法官对他们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处以不同的刑罚，这就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表现，就这一点来讲，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是和谐的。而本人认为之所以有很多人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不能并存以及罪刑法定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主要是集中在司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对法律漏洞的填补这个问题上。法律漏洞是指现行法律体系上存在着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法律意图的不完全性，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例如，立法政策上的考虑，立法技术上的困难，犯罪现象的变化等。这些因素都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立法时对各种情况作出毫无遗漏的规定，因此，法律漏洞的存在具有某种客观的必然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准确地适用法律，就需要对这些法律漏洞进行一定的填补。司法机关填补这些法律漏洞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就体现在它要求司法机关只能对法内的漏洞，即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标准进行解释，将刑法规范实际蕴涵而被某些词语掩盖的含义揭示出来。如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怎样才是“应当预见”、“情节严重”、“数额较大”，这种解释都是罪刑法定允许的。但是，对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无明文规定之事项，司法机关就不能找一个相近的法律进行类推解释。至于这些法外漏洞填补的问题就不是司法机关的事了而应交给立法机关去解决。但是我国在实践中就没有解决好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经常出现司法解释侵入立法领域的现象，这也给公众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在刑事司法中是无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
以上几点就是本人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对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认识的误区的简单阐述，总之，要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实施，观念上的转变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论著：
①甘雨沛、何鹏著：《外国刑法学》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193页
②林山田著 《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 第75页
③林山田著 《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 1986年版 第14页
④梁治平著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182页
⑥贝卡利亚著 《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3页
⑦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8页
⑧陈正云著 《刑法的精神》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年版 第64页
杭州市土地登记办法
杭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76号
《杭州市土地登记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永明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杭州市土地登记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认土地权利，加强土地管理，保障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利，是指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由上述权利产生的承租权、抵押权等他项权利。
第三条 本市（包括市辖县［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和他项权利拥有者所享有的土地权利的设定、转移、变更、终止等，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以下统称土地登记）。
第四条 依法登记的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辖区内的土地登记机关。
第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经市、县（市）土地登记机关登记，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市区农村宅基地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由区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同级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临时使用土地和土地他项权利，按前款规定登记，领取《土地临时使用证》和《土地他项权利证书》。
第七条 土地权利证书是土地登记者依法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的凭证。
土地权利证书必须妥善保管。如丢失、损坏的，应及时向原登记机关报告，申请补发。
第二章 登记程序
第八条 土地登记的基本程序：
（一）提出申请；
（二）受理申请；
（三）审查申请文件；
（四）权属调查和地籍测量；
（五）确认土地权利；
（六）核准登记注册；
（七）颁发或更改、更换土地权利证书；
（八）立卷归档。
第九条 土地登记申请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登记；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村民委员会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登记；
（三）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登记；
（四）土地他项权利，由他项权利拥有者申请登记；
（五）临时用地使用权，由临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申请登记。
第十条 土地登记以一宗土地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
使用或拥有两宗以上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应分别申请。
一宗土地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权利拥有人的，各权利人分别对该宗土地拥有的权利份额申请登记。
土地使用者跨县级行政区域使用土地的，分别向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登记机关申请。
前款所称一宗土地，是指以权属界线组成的封闭地块。
第十一条 申请土地登记者，除按统一格式填报土地登记申请书外，必须提交下列证明：
（一）申请土地登记者的法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境外企业、组织提供的身份证明应按规定经过公证机关公证或认证）；
（二）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三）地面建筑物、附着物权属证明或权属来源证明；
（四）土地登记机关认为应当交验的其他证明。
第十二条 土地登记机关受理土地登记申请，经实地调查、审核后，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登记机关应予以核准登记，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权利证书；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驳回登记申请，并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审核结果可以公告征询意见。
第十三条 申请人对驳回登记申请不服的，可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复审。
登记机关应自收到复审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对登记申请重新审查，并作出复审决定。申请人对登记机关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审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该土地登记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一）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或土地权属纠纷未解决的；
（二）涉及违法用地、违章建筑事项，未经处理或正在处理之中的；
（三）土地利用不合理的；
（四）地上建筑物产权不明或建筑物权属纠纷未解决的；
（五）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应暂缓登记的。
上述暂缓登记事由消失后，登记机关应当核准登记。
第十五条 土地登记资料由登记机关立卷归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永久保存和管理。
第三章 初始登记
第十六条 凡未经登记机关确认其土地权利的土地使用者和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应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土地初始登记。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应当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初始登记。
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在办妥征用或划拨手续后30日内申请初始登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登记，核发房产所有权证书。
第十八条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初始登记，按照登记机关的要求申请登记。
第十九条 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除提交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提交土地合同书，付清地价款证明；
（二）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提交批准用地文件、用地红线图、征地补偿协议书；
（三）以其他合法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提交有关证明文件；
（四）登记机关认可的测量机构出具的实地测绘结果报告书。
第二十条 属违法用地，但经处理并准许留用的，申请登记时应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应在登记册和土地权利证书中，根据不同土地权属来源分别标明“行政划拨土地”、“有偿受让土地”等字样。
第四章 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条 经初始登记后的土地权利发生下列情况，当事人应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一）土地使用权赠与、继承、转让、出租、分割、合并；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分割、合并；
（三）土地权利拥有者更名；
（四）宗地所处地名更名；
（五）其他初始登记内容发生变更的。
第二十三条 申请变更登记，除提交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外，还应提交有关变更土地权利的文件或证明。
第二十四条 因土地征用、划拨引起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在土地征用、划拨批准后30日内，持土地征用、划拨批准文件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二十五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在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按出让合同规定的时间，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交付凭证等，申请土地权属登记。
第二十六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在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持补办的出让合同、出让金缴付凭证等申请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变更登记。
第二十七条 因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分割转让，转让人和受让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后15日内，持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出让合同、土地增值费（税）缴纳凭证、有关部门认定的转让地块开发投资证明等，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因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转让或变更时，转让人和受让人或其他权利人应向市、县（市）人民政府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在房产变更登记后15日内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二十八条 因单位合并、分立、企业兼并等原因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的，有关各方在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30日内，持批准文件及有关合同、协议、房产所有权证书等，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二十九条 因继承、分家析产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在行为发生并确定后30日内，持继承、分家析产协议、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等，向市、县（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产所有权证书及上述有关证件，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条 依法交换、调整土地的，双方当事人在交换、调整协议批准后30日内，持协议和批准文件等，共同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一条 改组或新设股份制企业，当事人各方在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改组或新设之日起30日内，持批准文件、营业执照、土地资产评估报告、出让合同（或作价入股证明或土地租赁合同）、土地出让金交付凭证等，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二条 因处分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抵押人、抵押权人和取得土地使用权者，在土地权利变更之日起15日内，持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出让或转让合同、处分抵押土地使用权的证明资料等，共同申请土地变更登记。
第三十三条 因土地权属变更引起他项权利转移的，由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会同他项权利拥有者，在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的同时申请他项权利变更登记。
第三十四条 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后30日内，持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出让或转让合同等共同申请土地他项权利登记。
出租房屋等地上建筑物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30日内持房产所有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向市、县（市）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相应的土地他项权利登记。
第三十五条 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及他项权利拥有者更改名称或地址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及他项权利拥有者在变更发生后30日内，持有关证明资料等申请更名或更址登记。
第三十六条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土地登记内容错、漏的，土地登记机关经查明原因后，直接进行更正或补正登记。
第三十七条 登记的土地用途发生变更或改变利用现状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在改变批准后30日内持有关批准文件等申请土地用途变更登记。
第三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期未满，经有权机关批准改变出让合同有关土地用途，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期满经有权机关批准续用的，土地使用者在批准改变出让合同或续用之日起30日内，持批准文件、出让合同等，申请土地变更登记。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土地权利终止或消失的，土地权利拥有者应在土地权利终止或消失之日后15日内，持有关文件和证明，向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一）土地使用期届满或提前终止的；
（二）依法收回或没收土地使用权的；
（三）土地使用权依法转移给他人使用的；
（四）因自然灾害造成土地灭失的。
第四十条 应当处理土地权利注销登记而未按期办理注销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将注销登记决定登报或书面通知当事人及有关部门。
第五章 抵押登记
第四十一条 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的，抵押当事人（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于抵押合同生效之日后15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抵押登记。
第四十二条 以地上建筑物作为抵押物的，应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作为抵押物，并依据本章规定申请抵押登记。
第四十三条 申请抵押登记，除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外，还应提交依据有关房地产抵押管理规定签订的抵押合同书和土地管理部门同意抵押的批准文件。
第四十四条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抵押登记申请进行审查，符合规定的，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予以核准抵押登记。
第四十五条 对核准抵押登记的，登记机关在抵押人的土地权利证书上加盖抵押专用章，并在土地登记册上作抵押记录。抵押记录应包括抵押权人、抵押土地的面积、抵押金额、抵押期限等内容。
对核准抵押登记的，登记机关应向抵押权人颁发土地使用权抵押证明书。
第六章 撤销核准登记
第四十六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决定撤销全部或部分核准登记事项：
（一）当事人对土地不拥有合法权利的；
（二）当事人在申请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或伪造有关证件、文件、采取欺骗手段获准登记的；
（三）登记机关审查有疏忽，核准登记不当的。
撤销核准登记的决定应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撤销核准登记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土地登记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不按本办法规定的时间申请登记的，每逾期1日，按登记费的千分之三加收逾期登记费。
第四十九条 应当办理土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而未按期申请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可书面通知其限期办理登记，逾期仍不申请土地登记的，其土地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并可视情作非法用地处理。
第五十条 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当核准登记，造成权利人损失的，登记机关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申请土地登记，权利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登记费。申请注销登记的，免缴登记费。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办法施行前，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土地，当事人应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提出登记申请，依照本办法办理登记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