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二○○一年下半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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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鄂州市林业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鄂州政发〔2007〕26号


各区、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鄂州市林业用地管理办法》经2007年9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OO七年十月十一日




鄂州市林业用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业用地管理和保护，深化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湖北省林业管理办法》和《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林业用地简称为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经济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退耕还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以及国有林业单位经营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宜林地主要包括港渠路堤四旁地、洲（滩）地、无林木植被的山体区域（含荒山、坟山、矿山、柴山等）。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林地实行统一管理和专业管理。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行政区域内林地的规划、保护、利用和建设，实行管理和监督。

各级水利、交通、建设部门分别对长江干堤压浸台的防护林地、公路两侧的护路林地、风景区的风景林地、城市园林苗圃实行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严禁乱占滥用和破坏林地。对侵占、破坏林地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及时查处。



第二章　集体林地承包



第五条　林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规模经营，阳光操作，村民决策，公平合理；

（二）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

林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

（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

（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

（四）承包方案报乡（镇）政府批准后，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五）签订承包合同。

第六条　林地承包应当以遵守法律、法规，保护林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原则。林地承包应适度规模，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宜林地可以直接通过上述方式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将林地使用权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摊股后，再实行规模经营承包或者股份合作经营。

承包林地的，应当依法保护林业生态环境。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的林地用于非林建设。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集体林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承包方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林地承包使用权流转。

第八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可由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所有权。

第九条　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发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1、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林地；

2、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林地林木资源的行为；

3、承包方未及时有效植树造林时，发包方有中止合同的权利；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双方商定的其他合法权利。

（二）发包方承担下列义务：

1、维护承包方的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2、尊重承包方的林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3、依照承包合同约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

4、执行林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林业基础设施建设；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　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1、依法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其流转的权利，有权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有权享有林业政策给予林业经营者的相应待遇；

2、承包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双方商定的其他合法权利。

（二）承包方承担下列义务：

1、维持林地的林业用途，不得用于非林建设、采矿及毁林开垦；

2、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给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的林地承包合同。

林地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

（二）承包林地的名称、坐落、面积、承包林地的用途；

（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五）承包期结束时林业资产的处置办法；

（六）违约责任及其执行的方式。

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林地使用权。

第十二条　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林地，承包方未及时有效造林而中止合同的除外。

承包期内，承包方不宜或无力继续承包的，应按承包意愿，允许其依法流转。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林地。

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依法继承，继续承包。

第十三条　发包方将林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方可签订承包合同。



第三章　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



第十四条　通过承包取得的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入股、抵押、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十五条　林地使用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林地使用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林地所有权的性质和林地的林业用途；

（三）林木所有权一般应随林地使用权流转；

（四）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五）受让方须有林业经营能力；

（六）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经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林地使用权流转超过承包期剩余期限的，必须经由林地所有权人、承包人或受让人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六条　林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林地使用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第十七条　林地使用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它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林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双方当事人的名称、住所；

（二）流转林地的名称、坐落、面积、流转地用途；

（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流转林地上林木所有权的处置；

（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六）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七）违约责任。



第四章　林地权属管理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有关规定向承包方发放林权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

第十九条　林权登记造册，发放证书，应具备下列文件：

（一）申请登记的林地、林木权属的位置、四至界线、面积与报送的《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及图纸衔接一致；

（二）单位、组织或个人的资格、身份证明；

（三）申请登记的林地、林木权属证明文件；

（四）林地、林木权属无争议，村（单位）林地林木权属宗地图明晰，与毗邻村（或单位）有权属界线协议和图纸。

第二十条　依照《森林法》的规定核发的林权证书，是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林地所有者、使用者和林木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一条　国有林业单位隶属关系及其范围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须报经原批准机关同意。

国有林场的林地、林木产权发生变更，必须依法评估，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并报经省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办理资产转移手续。

国有林场周边的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单位，有义务保护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的安全和完整。

第二十二条　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得擅自变更。林地权属发生变更，应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林权证。

林地使用者相互调换其林地使用权，双方必须签订协议，并按规定办理变更林权登记。

第二十三条　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按照《森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处理。

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林地上的林木，破坏有争议的林地及其地表乔木、灌木植被。

第五章　林地规划及生态保护



第二十四条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发展目标，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区和城市发展控制区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二十五条　鼓励利用废弃地复垦林地。

恢复矿产资源采区生态。按照“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推进矿山生态植被恢复。矿产资源采区植树造林，由市林业局负责规划和技术指导，市环保、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督办，采矿业主负责林木营造。

第二十六条　禁止毁林开垦、毁林采种和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以及过度修枝的毁林行为。

在林地内或林区边缘500米内，禁止烧荒、烧草、野炊等野外用火危及森林资源安全的行为。因生产建设、勘测、科研等活动，确需在林地用火和爆破作业的，必须报区以上林业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七条　采伐、清除林木植被（含经济林、竹林、天然更新幼林），必须办理采伐证。申报资料齐全的，市林业局应依法在20日内办理完毕；其中因工程建设需要伐除林木的，5日内办理完毕。



第六章　林地的利用及补偿



第二十八条　凡利用山体林地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少占林地，确须占压或毁坏的，必须征得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同意后，规划、国土部门才能受理相关行政许可或非行政许可审批申请。

第二十九条　林地的地类、林种、林龄、产材量、产值的确定，按征用、占用林地的初审权限，由持有林业调查设计专业资格的单位评估或鉴定。

第三十条　因工程建设和林木影响工程设施的安全需要清除（含推、伐、挖、移）林木或砍除树梢的，工程建设（或管理）单位应自觉维护林木所有权人正当权益，并向林业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一）伐除（采挖）的树木，应妥善交给林权所有者处置，并给予补偿。

（二）砍除树梢，按实际损失补偿。

（三）用地单位须保留林木（含苗木），应按市场行情协商定价付款。不须保留的林木（含苗木），办理采伐证后，用地单位应按林木所有者指定地点归堆，交林木所有者处置。

林木补偿、占用国有林地补偿具体标准，由市物价部门会同林业部门按有关法律规定和政策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　因工程建设和林木影响工程设施的安全，需要清除林木植被的面积，按以下方法据实测定：

（一）线带状林木或安全通道面积，以线带长度乘宽度计；

（二）块状林木植被，以林缘为边界整块计；

（三）零星林木，按其目的树种造林密度及成活率标准折算成片林面积。

第三十二条　珍稀树种、古树名木一般应当在原生地妥善保护；确须移植的，由工程建设单位征得林木所有权人同意，并报相关部门审批后，在适宜的时令移植。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因乱采滥挖、乱砍滥伐乔灌木，乱占滥用林地，乱收滥购木材，乱捕滥猎野生动物致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公民有权举报，林业部门、森林公安机关应按法律规定查处。

（一）违反《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规定，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除责令其限期补办手续，并处每平方米30元至50元罚款。

（二）违反《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规定，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批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限期拆除或没收在林地上新建的设施，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至20000元的罚款。

（三）违反《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规定，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而征占用林地的，或少批多占的，除责令其限期补办审核手续外，并处每平方米50元至100元的罚款。

（四）违反 《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规定，需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林业用地管理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五条　林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林地资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森林法规、林业技术规程致使林木或公益性生态林受到毁坏的，依法应予修复，林木所有权人有获得相应价值赔偿的权利。毁坏林木价值，按市物价、财政、建设等部门制定的绿化植物损坏赔偿标准确定。其中主干类死亡毁坏的按全额定值，部分毁坏但主干存活的按标准的40%计算林木损坏价值。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郁闭度，是指林木树冠正午时的投影面积占林木总面积的比。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小史
冯彩平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6班，成都，610225）

摘 要 物证与司法审判紧密结合，同时，又与司法鉴定相辅相成。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是我过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心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西周，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方法，三国司法物证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又相继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总之，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司法鉴定 司法审判 发展

第一,司法物证的萌芽阶段 西周——春秋
传说中的獬豸兽断案之类的神明裁判式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被司法审判实践所淘汰，仅仅作为一种古老的神话而载入史册。历史上真正的司法物证出现在西周，下面我们就从西周开始谈起。
西周中、后期，以调整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期订立民事契约时，双方均在署名后边划一个十字或捺个手印，表示双方信用。这样，就开始形成了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
在司法审判方面西周审判者首重口供，法律要求审判官“听狱之两辞”，以原告、被告双方的供词作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确立了通过注意当事人表情而分析，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的原则。《尚书·吕刑》称：“以五声听狱颂。求民情”⑴。《周礼》也记载了审判方式上的“五听”原则。在重口供的同时，西周司法活动也注意对证据的运用。据《周礼》的记载，在西周设立“司历”一职，其职责涉及对刑事案件的器械，赃物的管理。对于涉及财产的案件，同样要求人证，书证。据《周礼·秋官·小司徒》记载，一般民事纠纷，应有周围邻居提供证据。有关土地纠纷，则以官方的土地舆图为审判依据；有关债务纠纷，则须以相关的契约作证.⑵
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的司法制度正发展的比较完备，在司法机关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诸侯间的争讼，都由他裁决。周王之下，设有专理刑狱的司寇，不但听讼断狱，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设士师，士分别负责处理司法工作。各诸侯国的司法机关，制度同于朝庭，不过规模较小。诉讼程度上，民间的狱讼，轻微案件口头向地方主官陈讼等方面是一样的。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例如《札记·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⑶。可见，西周已有司法法医检验伤害制度。其中“理”是指司法鉴定人员的官职，“伤、创、折、断”是指伤害的不同程度。“瞻察、视、审、“是指不同检验方法。由此可见，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在西周，即公元前七世纪。
春秋时代的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但在司法制度方面完全承袭西周，所以物证也没有什么发展。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阶段。
第二，司法物证的发展阶段 战国——隋朝
战国时期的物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楚秦两国，他们在审案中已经十分注意证据的搜集和运用。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对楚秦两国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以及诉讼证据的种类问题予以分析研究。
一、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
当代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属性。至迟在战国，这些属性已为楚秦统治者所关注，其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更是具有一套科学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所谓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搜集和运用。证据的合法性不仅要求实质上的合法，而且要求程序上和形式上都必须合法，否则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包山楚简可以看出，楚国在审理案件时，已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证据规则，其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就是例证，如果证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作证资格，其所提供的证词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予以排除。秦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则似不及出国严密，还只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
（二）限制刑讯逼供原则
当代法治国家一般都规定，办案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律禁止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言词证据。在秦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在楚国未发现有关限制刑讯逼供方面的材料，但从楚人对某些疑罪案件的审理原则来看，似乎是不主张刑讯逼供的。
二、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
在办案中，使用恰当的询问方法和策略，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楚秦司法官员对次可谓驾轻就熟，兼听两辞的方法和利用矛盾的策略在审案中被广泛运用，足以证明。
（一）兼听两辞，从真去伪的审理方法。
口供在古代被奉为“证据之王”，因此，当事人陈述或供述在审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事人陈述或供述是指当事人自己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由于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经历者，所以其陈述可以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重要的价值。但因当事人是案件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可能村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虚假性，办案人员还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当事人陈述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判断。《尚书》记载的周代审判程序，在开庭之始就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蔡沈注曰：“两造者，两争者皆至也。周管以两造听民讼。具备者，词证皆在也”⑷。楚秦诉讼继承了这一原则。既认真听取原告的陈述，又不忽视被告的供述和辩解，尤其在出国的庭审中，原告和被告的口辞都具有同等的作用。
（二）利用矛盾，揭露犯罪的审讯策略。
此处的利用矛盾，是指办案人员在询问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用以揭露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进而迫使其转变态度，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
三、诉讼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种类，是指根据证据的不同特征和材料来源或表现形式，在法律上所作的分类。从现有材料看，楚、秦两国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过程中已十分注意搜集和运用证据来证明犯罪。可以说，现有国家诉讼中的证据除了视听资料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和勘验报告等，在当时大都运用了。
（一）物证
云梦秦简《封诊式·群盗》说。逃犯戊用弩射执行逮捕任务的乙，乙将戊斩首，并缴获两具弩，二十只箭前来报告。这里的罪证弩、箭是戊实施犯罪的工具。又如《出子》中，某里士伍之妻甲告发同里大女子丙将其殴至流产，并呈送凝血状的胎儿作为罪证，这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⑸
（二）书证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鞠审献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狙审献之之谓也⑹。”这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引用秦律原文：有投匿名信的，不得拆看，见后应立即烧毁，能把投信人捕获的，奖予男女奴隶二人，将投信人囚禁，审讯定罪。第二款是对第一款的解释说明：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拿获投信人，应将信烧毁，不得开看；若已拿获投信人，则不要烧毁，以便根据信的内容对投信者定罪量刑。这说明，秦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是使用书证的。楚国的官吏在诉讼活动中更是广泛运用书证。楚人称登记名籍与户籍的薄册为“典”，“典”作为书证的一种，对及时、正确地审判诉讼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包山楚简中涉及名籍或户籍的案件，常以“典”中所记载内容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书证在楚国诉讼证据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三）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情的人就其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向司法人员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楚、秦的司法机构在办理各类诉讼案件中十分重视证人证言，这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秦人在审理案件时，已注意证人证言。相比而言，楚国比秦国更重视证人证言。楚人对证人证言的搜集、审查、鉴别和运用，有一套严格细密的规定。上文在讨论确保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时已指出，楚国的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作证前还要经过一些法定环节和程序，对搜集到的证人证言要制作笔录。楚国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作如此严格的审查，对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对于正确办理案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上文已经指出，楚、秦诉讼制度继承了《尚书·周书·吕行》确立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罔不中听狱之两辞”的原则，在庭审中，将原告和被告的口辞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为后世立法者所采用。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司法机构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就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运用其专门知识、经验或技能，进行周密的分析鉴别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往往根据鉴定结论定案，但鉴定结论仍然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所以若要运用它定案，是必须经过认真的审查判断的经验的人。诊断检查如此细致，所得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也自然大大提高。秦人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医学知识，充分反映出法医学在战国时期的发达程度。
（六）勘验、检查报告。
勘验、检查报告是办案人员对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人身等进行勘验、检查后写出的报告材料。
楚秦两国的诉讼证据既有统一性，又有互补性。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都重视当事人陈述；二者的不同之处则是楚国重证人证言并多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秦人重勘验结论并多由司法机构主动、迅速、及时地调取证据。同时，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的搜集，审查与判断的许多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的诉讼实践中已被运用。相应的原则与制度在当时也已普遍确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搜集证据的要求，如客观方面；专门工作和民众结合；依照法定程序；主动、迅速、及时等。第二，搜集证据的方法，如询问法；搜查和扣押物证书证；询问被告人；勘验、检查、鉴定等。第三，审判判断证据的要求，如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应查证属实等。第四，审查证据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第五，运用证据的规则，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忠于案件事实真相等。总的说来，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一切诉讼活动也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楚秦诉讼证据制度的上述合理因素，反映了立法与司法的刑罪相称，罚当其罪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⑺
秦朝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法物证和检验制度。据《云梦秦简》记载，在秦朝初期就有“令吏”、“隶臣”兼施尸体伤痕检验和现场勘查工作。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就比较重视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并作较详尽笔录。例如《封诊式·穴盗》“竹简上记载了某居民家被盗现场的方位，痕迹的形状和大小等情况；现场位于侧房，后墙中央有一新挖的洞，洞沿上有类似宽刃凿子的痕迹。洞外地面松土上留有穿旧了的秦綦履的痕迹。鞋痕全长一尺二寸；前掌花纹密、长四尺；中腰花纹稀，长五寸；墙洞口处留有类似人脚的登攀擦蹭痕迹；松土上留有膝部和手印各六处……⑻”又如《爱书》“经死”中详细记载了各种与案情有关的现场情况；死者尸体悬挂的位置，绳索的质地和粗细、长短、绳套的相交情况，绳套在颈部形成痕迹的颜色，舌头外伸的情况等。最后还区分了自杀或他杀应注意勘查的几个关键问题。在“贼死”中也都强调仔细勘查，以便发现、搜集各种证据和线索，弄清案情真相⑼。这些记载距现在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反映了当时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也反映了当时在缢死案件检验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除了鉴定技术外，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有明确规定。首先，对于死因不明的，原则上要进行尸体检验，违反者要依法予以处罚；其次，检验和鉴定必须有专门人员来负责。从《云梦秦简》的记载来看，县里的“令吏”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检验和鉴定的国家公职人员⑽。此外，在鉴定文书的体例和格式方面，也有统一的标准式样，表明对司法鉴定已逐步趋于规范化。
汉朝在物证方面仍以口供为主，并在景帝时定有《?令》。但终汉之世，司法实践中多奉行的是“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深（从重论罪）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⑾。故治狱之吏，多以苛刻著称。对囚犯可罚立考讯，这大概是陈梁时“测立法”的初制。特别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开春秋决狱之先河，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⑿。《史书·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年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

“郡国被刑者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⒀
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